普洱茶大量出口，奸商、贪官趋之若鹜，垄断茶山贸易，残酷剥削茶农。倪蜕《滇云历年传》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下说：“莽芝（地名）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坐地收购茶叶，轮班输入内地；清廷也在普洱设府，管制茶叶出口，抽收税银。在商官双重剥削之下，以至“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吴应枚《滇南杂记》）。至清末剥削更甚，在思茅厅设“官茶局”，在各茶山要地分设“子局”，控制茶贸，抽收茶税。随后又开设“洋关”，对普洱茶增收“茶地厘金”，即每一两银价值的货物加收二分茶税。一加再加，茶农负担越来越重，致使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季以后渐不堪问了。
普洱茶供应藏族地区，有很大意义，值得一提。康藏地区自古畜牧，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的“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是因“茶叶有助消化、解油腻、去热止痰等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二），所以茶为日常饮食所必需。《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列传》说：“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所以历代由内地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而藏族向内地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
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当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17年之久，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刘健《庭闻录》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北胜（今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就在这年十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马易茶”（康熙《云南通志》卷三）。“因普洱茶还不够藏族商人的需要，又招商人到川湖产茶区采购，运至北胜州互市”（刘健《庭闻录》）。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较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和内地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促进政治联系上也有很大作用。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这是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在政治上的反映。
图为：南茗佳人古树茶“长歌”
英帝国主义从印度侵略中国西藏，妄想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约在公元1774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w．hastings）派遣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叶。公元1904年，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族人民饮用，也遭到拒绝。“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于是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陶思曾《藏随輶记》）。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无耻地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可仑坡混售。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范和钧《考察印度茶叶札记》），藏族人民还是没有受其欺骗。英帝国主义阴谋夺取茶叶贸易，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经济联系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所以普洱茶的作用，已不仅是一种名茶和单纯的商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