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大红印"究竟是何来头？
邓时海先生编著的《普洱茶》一书，其中的第五篇《茶谱篇》，他概述了红印圆茶的来源与流通，认为"大红印"是"现代普洱贡茶"，并梳通说："1949年佛海茶厂，改名为勐海茶厂，第一位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园茶。'勐腊县包括勐腊镇、易武镇等，所以红印的茶菁是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那里的普洱茶菁，一直都被定为最优良的。"
邓时海认为"大红印"茶菁原料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邓时海先生此观点，他的"定论"仅是对于唐庆阳先生："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一句的过度发挥和主观臆断而已。
邓时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学之书，立普洱茶学之说的热切与初衷，就像他对普洱茶学的贡献一样，不可小觑。但邓先生如此撰作、编造、臆断的部分恐会贻误后学，为投机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机。
因为，上世纪40、50年代，易武镇优质茶菁区域交通堵塞，根本无法集中收购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产品，刮风寨、麻黑等地山高路远，道阻且右，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茶商收购易武茶农足量的茶菁原料，送到勐海制作批量"红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恰恰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成为读者迷信源头的同时，也成为了所谓普洱茶"大师"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机和手段，以及沈培平、余秋雨等人包装"身份"的依靠。
当然，我们那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号称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语法，但我们细细品咂他笔下的语法，也不过是把邓时海的臆想换了一种表达。运笔于书闺之内，大刀阔斧、阔论品鉴普洱茶，一二三十五六七......，令人佩服。
同时，先生们不约而同的搬出邓时海先生前后期红印园饼的分期，认为："红印普洱茶是1949年开始运销到香港。红印普洱茶可分为'早期红印'茶饼和'后期红印'茶饼，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产品。"
对此，邓时海先生还提出，红印茶饼前后期包装印刷，及字体线条变化缘由等诸问题的分析，看似天衣无缝，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有确切史料记载，中茶商标注册于1951年。按照邓先生的分期，要说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就有"红印"中茶商标，如此不分轻重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
"大红印"究竟已成历史，或是缥缈虚无的存在，我们无法确切，传说中的"大红印"有没有真实存在。因为拍卖会上以天价交易的红印，存在着诸多疑点。
仓储问题也是"红印"的一大疑问，邓时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普洱茶》一书中提出，"红印"茶饼都是"干仓"贮藏，前期约为65年，后期约为55年，算而今天，"大红印"前后期茶饼已有70年和80年的历史。
70至80年的骨灰级藏品，与福元昌号1920年陈茶都有同样的问题。姑且不说这款"老茶"能不能饮用，有没有毒的问题。
从近日香港某拍卖会上出现的天价"干仓"红印来看，"干仓"所引出的疑问层出不穷。
素闻香港为"潮仓"地区，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大红印"，何来"干仓"之说？拍卖会的"干仓""红印"如何在香港存为干仓？或者保存者如何烘为"干仓"？干仓之谜是这场拍卖会的最大漏洞，谜底不攻自破。
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赞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学问及普洱茶学问，把沈先生、白水清先生归为不喝"下等茶"的大师，列为自己的同道中人。这些年，不知余先生是否还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与沈培平先生的友谊，和茶会故事？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我很难想象秋雨先生在《极端之美》中对那些古董茶啧啧称赞的感受了。这倒也是一种极端，挑战着我们的极端心理耐受能力！
沈培平先生对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可能做过一些推动性的贡献，但很难说功过相抵。这就像：再有才华的诗人，倘若他杀人嗜血，再高的才情也改变不了他是杀人犯的命运。
从2004年到2013年，再到今天，普洱茶市场变态、恶性的市场竞争，又何尝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导埋下的祸根？而沈、余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渔翁之利的，这恐怕是人尽皆知的。
我们知道，包装自己是某类"文化人"的特长，话茶时总要拉上金庸、白先勇等大先生，对普洱茶之学亦是如此。
余秋雨曾对普洱茶进行过一次所谓的大排序，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为，对各类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然后再向他口中的"大师"、"老朋友"白水清、沈培平、何作如、太俊林、张奇明、王家平们求证，寻找不谋而合的契机，真是良苦用心。
他的品鉴普洱茶，将"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五大"号级茶"排为前五名；将"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无纸红印、蓝印铁饼"五种"七子饼"分别列为前五名；将"八八青饼、七子黄印、七五七二、雪印青饼、八五八二"五类"印级茶"排在前五名。
讲的一套接一套，像是这些天价茶都在他们这一伙人的手中，时刻品类把玩似的。
尽管余先生最后总结说："可见，在口味等级上，高手们分歧不多。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先生之观点，更多的是与沈培平的分级观点相重合的。
是不谋而合，还是座谈同谋？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大红印"的人才心知肚明。
相对于现在诸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学者喝普洱茶爱好者来说。余秋雨先生对谈茶、品茶有自己独特的见地。
他习惯以文笔、文采喝茶，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用妙语连珠，缔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虚假体验，令观众神魂颠倒，追捧不止。信而饮之，坑坑洼洼。
余秋雨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有等级的茶话世界，推崇以白水清、沈培平等"普洱茶大师"，并将与之对应的"宋聘"、"大红印""八八青饼"等所谓的高档茶与普通茶划清界限，进而图谋建立一种"有等级"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
在我看来，阐明"上等人喝高档茶"的道理，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鉴普洱茶的核心思想。
然而，白水清逐渐走上了"传销式"的普洱茶"大师"之路，他所谓自己手中价值连城、一泡难求的"大红印"、"八八青饼"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
沈培平早已成为囚笼困兽，再多、再贵、再高档的"大红印"对他而言也不过是贪欲的睚眦，或者他也做过抱着"大红印"闪闪发光，成为"大师"和"教皇"的梦，但他们都走向或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直到今天，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还在枯坐闺中，冥思苦想哪一种普洱茶是一等品的问题呢？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又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在我看来，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也是这伙人集中自编自导自演自炒起来的。
我们今天所见的"大红印"，本质就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伪装，不过是后来才换上的做旧的假包装。而"大红印"的存在，亦只是白水清"普洱茶教父"与"营销家"的一种想象之物。
是时，民智已逐渐被文明所唤醒。时代越来越多的需要生活与品质，越来越多的需要回归日常，普洱茶的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个趋势。
因此，在普洱茶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一直推崇古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观点，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义和终极目的，都是茶本身的饮品属性。陈年与否，古老与否，并不应该是衡量普洱茶优劣的主流标准。
茶是用来喝的，好喝才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这株茶树古老、珍贵而昧着良心说好喝，也不能因为一株生态小树茶因为它小而无视它的饮用价值。
好茶在于生态、在于工艺、在于是否与生活对称，在于是否真心好喝、能喝，健康的、生态的、好喝的，就是好茶。
我相信，在未来，真正的普洱茶世界，只属于那些用心做茶，用心喝茶，平恒勤俭，上善若水的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