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是唐人樊绰公元864年撰的《蛮书》中有关云南茶的记载，这段文字已经将普洱、思茅、南涧、巍山、凤庆、云县、西双版纳等地区1200年前已有人工种茶的事说得清清楚楚。
没想到过了九百六十一年后进入清道光六年（1826年）云贵总督的儿子阮福却写了一篇文章《普洱茶记》说普洱不产茶，到底是樊绰的错还是阮福的错，我们来为古人找点依据断个案。
银生节度故地凤庆小湾香竹箐现有一棵5人合抱的人工栽培型大茶树可以证明樊绰没有写错。那么阮福呢，他是否作过田野调查，他读过《明史》《明·滇志》吗？知道车里宣慰司吗？
对普洱茶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清代是普洱茶最为兴盛的时期，但清代的许多书和文章如阮福的《普洱茶记》，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师范的《滇系》，甚至《续云南通志长编》，道光年的《普洱府志》，光绪年的《普洱府志》都说普洱不产茶，就因为这些史书的记载，给普洱、思茅的茶人、专家、学者带来了不少烦恼，为了推翻古人的结论，为了证实普洱也产茶，普洱也是普洱茶的原产地、主产区。
近10多年来普洱、思茅每年都派出不少人员进深山走村寨地去找古茶树、古茶园。经过10多年的寻找，在哀牢山、无量山上找到了大量千年以上的野生大树茶（但一直没有找到有2千亩以上连片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不包括景迈茶山，景迈茶山是二百多年前车里宣慰送给孟连土司的公主陪嫁）。找野生大茶树的工作很艰苦，也有价值，也有意义，至少让人们相信普洱、思茅自古便有茶树生长，普洱、思茅也是世界茶树原生地。
其实，关于普洱、思茅境内的原始森林中有野生大茶王的情况，上个世纪80年代云南的茶叶专家张芳赐、丁渭然等已做过实地考察，下过结论，已向世界宣布过普洱、思茅境内的哀牢山、无量山是世界茶树原生地核心地带。哀牢山、无量山原始森林中那些数不清的野生大茶树实实在在地证明着普洱、思茅为世界茶源地名副其实。
普洱、思茅大面积的野生茶树群落我们还在电视、报纸上经常看到，所以普洱、思茅属于世界茶源地毋庸置疑。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普洱茶，是一种产品、商品，是一种能入口的饮料。野生大茶树与普洱茶还有很大的距离，野生大茶树从没有人采摘过、加工过，能否饮用也不得知，如果仅仅用原始森林里的野生大茶树来证明普洱、思茅是历史上普洱茶原产地和主产区是不够的，对普洱、思茅是否是普洱茶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我们还应该做一些更深层次分析。
古人为什么说普洱不产茶，阮福写《普洱茶记》是1826年清道光六年的事，阮福是否到过普洱不得而知，但说普洱不产茶的还有《普洱府志》。
《普洱府志》有两个版本，道光版和光绪版，两个写普洱府志的人定是住在普洱或到过普洱，普洱及其附近有多少茶园他们是知道的，写普洱府志的人说，普洱不产茶（但他们并没有说普洱不生长茶、长不出茶）书中说的不产茶，这“产茶”两个字应当指的是产茶业，包括大面积的人工栽培茶园、及生产加工制作过程在内，清代说普洱不产茶的志或书不止两三本，总不会个个都胡编乱造。
近20年来普洱、思茅年年都在找古茶树、古茶园，依据普洱、思茅近20年来寻找人工栽培古茶园的情况来分析，普洱、思茅1950年以前的确没有大面积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不包括景迈茶山，景迈茶山二百年前属车里宣慰司管辖）。
1938年思普企业局建茶厂将厂址选在勐海南糯山，而没有选在普洱、思茅，也说明当时普洱、思茅茶园面积很小，原料还不够一个小厂用。既然没有大面积的茶园也就不可能成为普洱茶的主产区，查思茅县志可知，直到1950年思茅（今翠云区）茶园不到500亩。
我这样说，普洱、思茅的同志对我有意见了，有意见的同志可写文章反驳我，我闻过则喜。
既然是考证历史，我们再往深处挖掘，普洱、思茅（范围仅指今思茅市翠云区和现在的普洱县）1950年以前为什么没有形成万亩以上连片的大茶园，是普洱、思茅这块土地不适宜种茶吗？不是，是居住在普洱、思茅这普块土地上的人不会种茶吗？更不是，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把目光移一下，把思维方式换一下，不要再盯住森林中那几棵野生大茶树，也不要再去派围绕清代那几本书争吵，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古代，要在仍定区域内建成一个大茶区、大茶山（茶园在万亩以上）做成一个大的茶产业，它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这一地区的土壤、气候必须适宜种茶；二、这一地区的住民必须懂得种茶的方法和技术；三、这地区要有长期的安宁稳定的社会环境；四、这一地区要有发展大茶业的决策者、执行者、管理者。第一、二两个条件普洱、思茅完全具备，而第三、四两个条件普洱、思茅实在欠缺。
阅读云南历史书籍可知，历史上的普洱、思茅缺少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战事多、动乱多，归属划来划去。从地理位置上看，普洱、思茅处于无量山腹地，是大理、元江、西双版纳三地结合部，也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几个民族，傣族、哈尼族、彝族主要居住地的交汇处、连接部，三大民族势力在这里都难分高下，这三大民族中谁来长久统管这一地区都很难，这种民族分布状况决定了普洱、思茅在归属上要被划来划去。
唐代南诏国时期普洱、思茅属银生节度管辖，宋代大理国时期一会划给威楚路（楚雄）一会又划给威远州（景谷），元代弋大理国亡，元朝统治者先是将普洱、思茅划给威远路，后又划给元江路。
明朝灭元朝，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廷为了削弱大理府和元江路的势力，将普洱、思茅全部划给车里宣慰司管辖。
清代，普洱、思茅折腾得就更多，1661年吴三桂入滇后第二年就将普洱、思茅从车里地划出，划归元江府，三年后吴三桂又将思茅还给车里宣慰司，但普洱却没归还，仍留元江府，并派兵驻防还在普洱设了一个通判，通判已是流官政权，所以普洱（今宁洱）比思茅、比六大茶山提前六十四年改土归流。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普洱已由满族人、汉族人控制。
属地划来划去，统治者、土司、长官像走马灯一样地换，必然导致社会频繁动荡，实施不了一个长期的延续几百年的经济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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